投稿：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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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约翰·诺克斯，也许胜于做一个亚西比德，而做一个伯里克利，却比二者都要好；而假使伯里克利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却无约翰·诺克斯之所长，则自身所长也就不会存在。《论自由》
一、现代人
波德莱尔赋予现代人的第一个特征是“斗剑”，他以这项运动来说明现代人勤勉劳作的特质。当然，他并没有把现代诗人排除在现代人的范围之外，因此在《太阳》中，他写道：
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
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
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有
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
——《恶之花》之《太阳》
这样，诗人求得独特的韵律与字句，便与现代人“为了工资而劳作”联系在了一起。前者与后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他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诗人观看世界，同时思考并幻想世界；现代人观看世界，却震惊于世界的急速发展，“目瞪口呆”——这是波德莱尔赋予现代人的第二个特征。
本雅明在《游荡者》一节（同时也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谈及了现代技术的出现是如何驱使着人们从震惊走向麻木：电话的发明使人们能在一瞬间听到来自另一方的声音，照相机的出现使人们能在一瞬间得到对方的照片。而原来，听到他人声音和获得他人照片，是两项需要经过繁复步骤才能完成的行动：电话键盘一圈又一圈的旋转与维多利亚时代银版照相漫长的曝光时间，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人们逐渐适应这种惊讶后，思考机械运作背后的繁杂过程，便成为不合时宜之举。人们逐渐使自己适应机器，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流水线上的工人使自己的动作适应机器一样，最终导致的是人的个性化的消解。本雅明强调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个性化的重要意义：“对于一切创造性而言，最具本质意义的是独特的个人风格”。
无论是个性还是个人风格，都代表着个人尚保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或者说自己的激情。克尔凯郭尔为现代社会个人激情的逝去唱了一曲挽歌：“我们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理解和反思的时代，没有激情，一时爆发热情，精明地回归平静。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在浅水区游泳带来危险的乐趣更多的行动或决定了。”（评《两个时代》）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坦言：“做一个约翰·诺克斯，也许胜于做一个亚西比德，而做一个伯里克利，却比二者都要好；而假使伯里克利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却无约翰·诺克斯之所长，则自身所长也就不会存在。”（《论自由》）的确，身处现代社会，若没有古希腊将军亚西比德的激情，纵使再具理性与冷静，也难以完成向新事物与新真理的跃迁。
然而波德莱尔认为，激情依然存在于现代人身上：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农村流氓无产者的乌合之众、陷入穷苦的农家子弟以及穷苦的城市居民，通过被并入军队而具备了转换为英雄的条件；可实际上，这不过是突如其来的、无用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伪装的英雄”——波德莱尔赋予现代人的第三个特征——身上的最大特质，它无法驱动人们完成跃迁，而只能驱动人们完成同样虚假的“英雄之举”：自杀。在本雅明看来，“伪装的英雄”便是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无论翅膀多么美丽，都不能带它腾飞，而只能沦为笨拙的装饰：
这些笨拙而羞怯的碧空之王，
就把又大又白的翅膀，多么可怜，
像双桨一样垂在它们的身旁。
这插翅的旅客，多么怯弱发呆！
——《恶之花》之《信天翁》
二、现代英雄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波德莱尔是否绝望于现代人麻木不仁？
本书同时收入了本雅明为《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撰写的附录《论趣味》。敏锐地捕捉到“趣味成为现代商品生产的最高标准”，的确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作者的独特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将这篇小文章视为后者主要观点的缩影：事物的“趣味”似乎填补了消解了的“灵韵”（Aura）的位置，它以现代形式代表着一件商品的独一无二之处。然而，“趣味”填补的是“灵韵”中形式的部分，力求产品的精美绝仑，以迎合现代人对艺术消遣的需要，而并未将思想性的部分补足，因而并不能使现代人获得反思的机会。这就好比只为四面皆破的羊圈补上了一面，农场主依然面临着亡羊的危险。
本雅明认为，不同于文学上强调趣味的唯美主义诗歌，波德莱尔关注的是那丧失了的、也最为关键的“三面”：现代社会中“神经衰弱的经验”、“大城市居民的经验”和“消费者的经验”。因此，人的经验从未被波德莱尔从自己的诗歌中抽离，哪怕这个“人”再残破再颓败。
他甚至将这样的“人”与古典理想结合在一起，以便从中找出人性中美好有力的一面：“按他的观点，古典的要旨局限在结构方面，而作品的实质与灵感的激情则是现代主义的事儿。现代主义提供了作品的道德和热情，古典主义构成了作品的结构”。没有前者，后者也难以被吸收。虽然他并未在自己的艺术理论中直言这一点，但是却在某些诗歌中反映了这一点。
本雅明关注波德莱尔诗中对女同性恋的描写。《累斯博斯》以及诗歌中的一咏三叹意指古希腊萨福时代的理想女性。她们不仅有着不加掩饰的真情，也有着“强壮与男人气”。所以诸神也不敢裁决她们：
啊，累斯博斯，诸神中，谁敢做你的法官？
啊，群岛的光荣，心灵崇高而纯洁的姑娘，
你们一心追求的目标像别的信仰一样庄严，
爱情将嘲笑地狱与天堂。
——《恶之花》之《累斯博斯》
这样的女性气质同样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女性身上。19世纪开始在家庭之外的生产过程中毫无节制地使用妇女，它按一种极为原始的习惯把她们彻底赶进了工厂。其结果是，随着时间进程，男子气的特征必须借助于这些妇女来表现了。生产力的较高形式与政治斗争一样能够助长一种较文弱的天性中的男性特征。因此，他反对对这种现状的破坏：怀孕因放大了女性的脆弱面而成为他厌恶的对象，乔治桑和缪塞的关系败坏了女同性恋的形象，她也成为他厌恶的对象。+
但这种联系是牵强的，是稍加论证便土崩瓦解的。它只能体现思维寻找共同点的努力，有时为了寻到共性甚至能进行大幅度地突兀跳转。清醒如他，不可能不看到理想化的现代人背后如同阴影般残破而颓败的现代人形象，就像索多玛与戈摩尔的下场始终是高悬于古典理想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醒如他，在看到古典社会的美好一面时，不可能忽略另一面：古典社会的易逝。“几年的时光却能比所有的火山灰更有效地湮没一个社会。”哪怕是发达工业社会，也完全可能被时间夷为平地。
所以，作为理想典型的古典与现代社会（以及其中的人），与作为接受必然毁灭命运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共存于波德莱尔的创作之中。批判现代社会并渴望救赎现代社会的双重欲望，使他不得不以突兀且微弱的联系，联结现代人与现代英雄。然而对真相的认识，又使他不断地否定、摧毁自己的逻辑：
我像演主角一样，
让自己神经紧张，
跟我的已经疲惫的灵魂进行争论。
——《恶之花》之 《七个老头》
灵魂在伟大与消极之的挣扎，便是“游荡者”姿态的写照。那“人群中的人”注视着行色匆匆的现代人，渴望在他们身上发现美好。突然间，他找到了一位“修长苗条、穿戴重孝、神情哀愁、形容端庄的女子”；但突然间，她：
离去了，走远了！太迟了！
也许永远无可奈何！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下落，
你也不知道我的归宿。
啊，我竟爱上你，
你即使洞察我的心也毫无用处。
——《恶之花》之《致一位过路女子》
这或许便是游荡者的悲鸣吧。